11月2日，十五运会深圳火炬传递现场，迎来一位特殊的“0号”火炬手。
乐聚机器人“夸父”在单臂1.6kg的负载下，接棒、传递、交接一气呵成，顺利完成火炬百米传递任务。其传递的不只是体育圣火，更是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创新火种。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近日公开谈到，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原本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为目标构建的一些机制体制安排可能不再适应新技术和组织体系的发展。“这要求我们对生产关系以及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进行大量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和制度体系。”
去年10月，深圳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医药和医疗器械三大产业专班正式亮相；今年5月，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政府直属机构“人机署”落地龙岗区；7月深圳市新质生产力科技促进中心揭牌……深圳不断先行先试，探索“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这一时代命题的答案。
其成效在AI与机器人领域已然显现。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在南头古城巡逻，在人才公园晨跑，在地铁站干安检，再到成为十五运火炬手，“出圈”纪录数不胜数。深圳正通过构筑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的有效机制，将整座城市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孵化器，全方位深层次建设“创新之城”。
政府成为“创新合伙人”
深圳人形机器人频频“出圈”背后，政府部门的组织形态与运作机制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去年10月，深圳三个重点产业专班——深圳市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办公室、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办公室、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办公室首次公开亮相。
三个产业办公室由深圳全市选调精干干部组建，团队拥有年轻化、高知化、专业化等特点。其中，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办公室挂靠深圳市发展改革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产业办公室挂靠深圳市工信局，相对独立运作。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张国平分析道，深圳此前的纺织、眼镜、珠宝、模具等传统产业，无论技术路线、市场生态还是供应链都相对成熟，政府更多提供普惠性的政策环境，比如基础设施保障、市场公平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按传统的发改、工信、科创、市监等职能分工仍行之有效。但针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相关机制体制安排则需要一定的优化与创新。
“政府不再只是管理者、服务者，而应是创新合伙人、风险共担者。”张国平表示，新兴产业技术迭代快，产业链条、学科背景高度复合，加之全球竞争激烈，市场与应用场景尚不成熟，对政府服务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一大关键在于跨领域协同，打破部门与部门之间审批、管理的模块化限制，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这一体制机制探索今年进一步延伸，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政府直属机构——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揭牌，主要负责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统筹规划、生态建设、招商企服、场景推广、安全管理等工作。
更具创新性的是，该署推行“市场化用人机制+专业化管理”模式，启动全球人才招募计划，面向全球招聘20名特聘岗位人才，其中首席技术官（CTO）将直接参与技术路线规划与生态构建。
“我们既有政府直属机构，又有事业单位编制，又有特聘岗。另外，我们跟深圳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院这样一个新型研发机构一体化运作，也和深圳人工智能相关的行业协会密切协作。”龙岗区人机署署长赵冰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新型研发机构与行业协会相结合的运作模式尚属“第一个吃螃蟹”，冀以机构、政策的确定性对冲技术、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重构“源头创新”
今年7月，深圳科创体系迎来两大专职机构：深圳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深圳市新质生产力科技促进中心。
揭牌仪式上，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局长张林透露，深圳将通过一手抓基础研究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一手抓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双向奔赴”。
分别来看，2025年深圳市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支持未来材料、新一代信息与计算技术（含量子计算）、高端先进制造基础技术、树立科学与交叉前沿学科等十大领域，联合业界、学界、官方，梳理提出面向未来产业发展的、真正的科学问题。
张国平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0到1”往往是科技创新最艰难和脆弱的阶段，需有区别于传统科研项目的识别和筛选机制，以及长周期的、包容失败的管理和护航机制。同时，要允许不同学科交叉碰撞，“许多颠覆性技术都在‘边缘’上诞生”。
深圳市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采用集群式、长周期、高投入的布局方式，在每个重点领域布局多个计划，每个计划包含最多10个重点项目，围绕共同目标开展多机构、多学科联合研究，每个计划的实施周期为3~5年，最高投入3000万元，同时允许资金出市和跨境，支持港澳高校联合开展研究。
新质生产力科技促进中心则瞄准科技成果转化，推出科创青藤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将遴选组建百人规模的高级技术经理人队伍，成立深圳技术经理人联盟，形成覆盖“资金获得+基础创业服务+应用场景”的全链条服务矩阵，同时系统化整合深圳全市科创资源，形成新质成果库。
其中最吸引学界与业界目光的，是一个全新职业——技术经理人，来自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深圳湾实验室、天使母基金等133家机构的154位申请人被首批认定为“深圳市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
《2024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53.3%，相较而言，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长期低于5%。
究其原因，科研工作看重技术先进性、前沿性，兴办企业则要求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技术经理人则是技术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和“桥梁”，高效整合运用学界、业界、投资界等广泛资源，帮助科研人员构建与市场“同频”的话语体系。
如今，更多前沿成果正跨过技术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源源不断地走向市场：由南方科技大学长聘教授张巍创办的逐际动力，已跻身深圳机器人“八大金刚”之一，先后获阿里、京东战略投资；成立于今年1月的零次方机器人，核心成员来自清华AI&Robot智能机器人实验室，7月即完成了天使+和天使++轮亿元级融资。
不难看出，从夯实基础研究到疏通转化渠道，深圳正探索重构“源头创新”。
给创新以耐心与宽容
在以制度改革促进源头创新，以全新运作机制形成要素聚合的同时，深圳还在资本市场上予以创新更多的鼓励、耐心和宽容。
2024年，深圳在全国范围内首提“大胆资本”，既是对国家层面“大胆试错”提法的积极响应，又具有“先行先试”的深圳特色。
为引导“大胆资本”与“耐心资本”精准滴灌创新企业，深圳定期举办“深圳创投日”，鼓励资本忍受短期波动、看重长期价值，与需要持续输血的核心技术项目积极对接。数据显示，“深圳创投日”吸引全球超5500家次创投机构参与“线上+线下”路演。
深圳市政府还同步设立各类产业引导基金。在刚刚结束的“湾芯展”上，深圳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郭子平公开表示，“引导社会资本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设立一期规模50亿元的深圳市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并已经投入运营，重点投向产业链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着力构建自主可控、高效协作、均衡完备的集成电路产业供应体系。”
数据显示，深圳逐渐建立健全政府引导资金稳定出资保障制度和市场化、专业化运作管理机制：由深圳市财政出资1500多亿元成立千亿元级市引导基金公司，发起设立百亿元级天使母基金和20亿元科技创新种子基金，累计撬动资本近5000亿元，设立子基金300余只，支持产业项目8000多个。
一个可持续的创新生态，不仅在于它能催生多少成功，更在于它如何定义失败。深圳，正在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维度上，探索达成辩证统一。
2021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正式实施，意味着在中国，“诚实而不幸”的创业者第一次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重生”机会。
今年10月，深圳市庭外重组服务中心成立。这是全国首个由政府机构发起设立、同时覆盖企业庭外重组和个人破产公共服务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此前，全国范围内已有部分地区设置庭外重组中心，但多数主要聚焦于企业债务重组。而深圳推动的“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合并处理”，将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合并处理，更有利于公平处理债权、终局性化解债务及节约司法资源和提升程序效率价值。这些举措极大地降低了全社会的创新试错成本，赋予了创业者“再来一次”的勇气和可能。
这也深刻体现了深圳创新文化的变化：深圳敬仰成功，但也宽容失败。
（作者：陈思琦 编辑：孙超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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